茶是起源于中国南方之特产，17世纪始中国茶由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借此茶叶融入大航海以来日渐绵密的全球商业网络，茶叶逐渐改变欧洲人的饮食结构和社会文化。至1800年，英国已出现将茶视为“国饮”（national beverage）的说法，并赋以独特的茶饮习俗。19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茶商、知识界有意宣传“茶为国饮”理念，号召“将茶饮与英国人捆绑在一起，让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意识，变得教养有礼、气定神闲、审慎冷静和勤劳肯干”。提倡“茶为国饮”既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商人日常营销的商业口号，同时也是饮食文化领域建构英国认同的产物。从1843年至1879年短短37年间，英国人均年消费茶叶从1.47磅增至4.8磅，在当时各茶叶消费国中名列前茅，茶饮成为多数国民不可或缺的杯中之物。英国茶还凭借全球贸易网络和创新制法，在国际饮品市场上迅速崛起，“茶为英国”形象流传开来。

考诸英国茶叶消费与产业发展具体进程，不难发现英国19世纪后期将机械大量运用于茶叶生产制作，成功地将茶叶消费与爱国主义、文化仪式和历史书写等英国文化表述形式紧密相连，从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英国国家认同。

首先，英国通过大规模运用机械设备，提高了南亚茶园生产效率，改进红茶卫生环境，契合了当时食品安全意识提升的新趋势，机制茶获得英国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大规模机器生产给生产力带来飞跃，机器设备运用对现代性事业的影响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采用机器制茶被英国人视为替代中国传统手工制茶、迈向现代化的标志。1839年开始，英帝国境内印度和锡兰所产茶叶已销往伦敦市场。然而，阿萨姆等地产出的茶叶，口味与品质皆不如英国市场上的中国茶叶。因此，印度茶商延续进口中国茶进行再拼配，从而逐渐改变消费者的口味。印度茶叶委员会等机构不仅渲染此类机制茶质量优于中国茶，而且宣传完全由英国人自己种植、利用英国机器加工、烘制，因此能够代表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化的、市场协商模式”。这种来自帝国境内的茶叶连茶种都是阿萨姆的，加工过程使用了揉捻机、分拣机、烘干机等现代设备，产品干净、卫生，是食品安全领域现代性的象征。“一家现代化的印度或者锡兰茶厂如同一家模范的奶粉厂般干净”“锡兰茶厂是工业世界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由此，茶叶变成了英国人熟悉且骄傲的“工业品”，价格低廉且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大规模机械化的运用还使印度茶商创制出红碎茶新品种，红碎茶拥有高香、汤浓、出水快和冲泡便利等优势，迅速占据英国茶叶市场。茶商代表莫利中校曾列举印度茶叶优越于中国茶的五个方面，积极推介印度茶应为英国“国饮”的说辞。在此类持续的宣传攻势之下，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纪念之际，来自印度的英国茶商有意将锡兰与印度茶叶叠加，在各类场合大肆宣传英茶打败了华茶，中国茶叶在英国、欧美市场的份额被取而代之，中国茶实质上失去庞大市场。按照印度版《茶叶百科》（1881年）指出的，“茶叶是我们与中国抗衡的秘密武器”。

英国茶商立足现代消费社会实际，通过各类商业广告、展销会等方式，积极宣传来自印度、锡兰等地的“帝国茶”，将商品消费与爱国主义相关联，成功地提升印度茶作为英国国货的品牌接纳度。

维多利亚时代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大不列颠帝国”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认同与寄托。日本学者角山荣曾将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英国红茶文化概括为“红茶帝国主义”，理由是“红茶帝国主义”的两大支柱分别来自对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和中国茶叶器物（或者其自身殖民地）利润的支配，这里裹挟着“西印度、大西洋和东方两翼作全球性规模开发”的帝国视野。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近代英国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域外动植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尤其对中国制茶知识的收集，截至18世纪末期，英国并不知晓核心。然而，英帝国却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相继建立起对咖啡、砂糖、橡胶、可可等高价值商品的殖民掠夺，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帝国主义的方式对中国茶叶也适用”。英国博物学家、皇家植物园扮演着“植物猎人”的角色，在福琼、班克斯、本廷克、瓦立池等人的“努力之下”，英国不仅“偷走”珍贵的中国茶种，还逐渐积累茶叶种植加工的知识。殖民地印度成功试验种植了大规模的茶叶，实践了近代欧洲扩张时期流行的“植物帝国主义”。阿萨姆和锡兰等地成为英国人替代中国南方的“帝国茶园”，英国则将来自南亚殖民地的茶叶视为真正的“英国制造”。

印度茶商还充分利用了19世纪后期英国人的全球商业网络和国民对大英帝国的认可，开发各类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印度茶叶首先在庞大的英国国内市场占据重要份额，进而在英帝国境内推而广之。味道浓烈的阿萨姆红茶、锡兰红茶逐渐取代传统中国茶。

创新英式“下午茶”文化，促使英国形成独特礼仪与价值观念，助力英国成为茶饮民族。

19世纪，英国茶税一再下降，茶叶消费成本持续走低，禁酒运动的开展则为茶饮流行造就新空间。英属加勒比产出的廉价蔗糖加速茶饮扩散的趋势。茶饮习俗与英国本土独特文化逐渐结合。1842年，贝德福德公爵夫人率先将中国茶饮与英国饮食文化中的时间元素、空间选择、器具制造和食材运用相结合，形成“下午茶”的一整套礼仪。英国王室对“下午茶”的推崇则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下午茶”时尚在上层贵族和富裕人家流行开来，海克利尔城堡等私家庄园“下午茶”茶会更是领一时之风骚。工业革命促成经济繁荣和财富增长，普通家庭生活得以改善。流行于上层的“下午茶”逐渐扩散至一般家庭，形成所谓的“低桌茶”（流行于中产阶级等）和“高桌茶”（流行于工人阶级）两类独特茶俗，二者构成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家庭核心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工业繁荣还促进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大，现代交通和娱乐设施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铁路、旅馆附设的茶室和商业性茶馆茶空间促成公共领域茶文化的繁荣。围绕“下午茶”形成的产业链在英国可是“一门大生意”，19世纪末仅伦敦就有7000家茶馆，格拉斯哥同时期茶室茶馆也非常普遍。“下午茶”流行成为英国独特的文化符号。1875年《钱伯斯》杂志刊文称“下午茶是先进文明的产物”。“下午茶”讲究茶叶、茶具和茶会服装，刻意营造精美的茶空间，这些均代表着英国在经济繁荣后逐渐形成的新生活方式，它意味着富足闲适的氛围、健康的生活品位和对家庭茶友的呵护。女性在茶叶泡制、茶室运营、茶会主持等方面的作用凸显，参与茶事活动女性群体的扩大是英国茶饮文化认同发展的重要体现。20世纪初，英式“下午茶”成为“每一个真正英国人珍视的心爱食物”。

英国社会注重对茶史进行持续性的总结，历史书写系统性提升茶饮对国家文化认同的深刻影响，强化了“茶为英国”的记忆认知。

茶史书写是英国茶文化活动的重要体现。1598年，《林楚登旅行记》首先记载了“茶”一词在英国的出现，当时英国人称为“Chaa”。中英直接的茶叶贸易推动了英国茶史书写。早期英国茶史著述侧重介绍进口中国茶叶的分类与功效，如1757年伦敦出版的乔纳斯·汉威所著《茶论》小册子，1772年莱森医生撰写的《茶树自然史及其医疗特性、功效》等。19世纪中叶，英国茶史最重要的两部代表作分别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品茶师塞缪尔·鲍尔的《中国茶叶种植与制作》和“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的《两访中国茶乡》，上述作品核心已考虑要摆脱中国专营茶叶贸易格局、英国人谋划自己种植茶叶夺利，因此两位作者都曾深入中国茶区进行实地考察，目的是进行殖民主义式的知识采集，为英国所用。1878年，塞缪尔·戴伊撰写《茶的神秘与历史》论文，实际上也延续上述两书对东方制茶知识深度“祛魅”的逻辑，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茶叶染色掺假行为的焦虑之情。

19世纪70—80年代，随着帝国茶园在热带亚洲的大规模展开，英国茶商、知识界对茶事关注点从中国茶学转向帝国境内茶叶消费与印度茶区的制茶试验，茶学知识生产聚焦旨趣由“茶为中国”向“茶为英国”转变。1872年，伦敦出版了莫利中校的《茶叶栽培与制造》，详细记载了阿萨姆制茶的试验与创新。1877年，加尔各答出版塞缪尔·贝尔登的《阿萨姆茶树》一书，提出“印度茶树原产地说”。1883年，戈登·斯塔布里斯发表《愉悦与健康之茶饮》专论，该文与其说是在表达对中国茶圣陆羽《茶经》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彰显作者充满傲慢的态度：“茶叶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认同的重要部分，融入这个国家骨子里。”1884年，亚瑟·里德出版《茶与茶饮》一书，阐述了阿萨姆和锡兰茶业的兴起。1887年，阿戈内斯·梅特兰在伦敦出版了《下午茶手册》，系统性总结英式“下午茶”的精致流程，手册多次再版，影响颇大。同年，伦敦还出版了怀特的《印度茶业五十年盛衰记》。随着印度和锡兰茶产业的崛起，加尔各答、科伦坡和伦敦成为英国茶史茶学知识生产的中心。1894年，印度茶叶试验场出版了罗曼所著的《茶叶调查报告》，记述试验场内茶株栽培的农业化学情形。对于英国茶史书写而言，英国茶商、知识界关注焦点从原先充满东方色彩的异域饮品，转向关注属于英国“自己的茶品及茶事”。

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有意将茶饮建构为维多利亚时代国民认同的润滑剂，茶成为一种带有象征性符号的“国民饮料”。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对12项所谓“英国国家的象征”进行投票，名列前茅的是茶。“茶为国饮”作为一场英国商业宣传、社会习俗表达，其内容裹挟着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帝国情结，蕴含着其对机制茶的骄傲之情，体现着对“下午茶”仪式的认同。它反映出大英帝国在饮食领域构筑文化与经济属性的独特追求。“英国世纪”的贸易网络还使“英式下午茶”一度成为亚洲之外国际茶文化的基础。当然，考诸英国近代茶业演进不难发现，它具有狭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印度茶园建立的根基是帝国的武力征服，强制性地剥削契约劳工。1929年至1933年间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国际茶叶总需求收缩，经济领域丛生的贸易战、关税战使得英国茶商对“茶为国饮”的营销策略更加青睐，但大英帝国的扩张事业和帝国情结在20世纪却越趋负面，“茶为国饮”的定位在凝聚自身认同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限制茶饮的共通属性。代表优雅、富足的英式“下午茶”文化还遭遇快节奏现代消费主义的冲击。这些都是英国这场“茶为国饮”运动的局限所在。此外，英国“茶为国饮”运动还激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茶精英发起各种形式的复兴中国茶业的行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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